古时候，人们常说“人生有四喜”：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能够金榜题名，那是非常荣耀的事情，是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如果一个读书人能够高中状元，那更是无比“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其中的辛苦与机遇，只有当事人能够体会品尝得到。

中了状元，不仅仅是面子上的好看，更是能够给自己与家族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意味着“十年寒窗”之后，他可以入仕为官，在官本位的古代中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意味着他可以当“老爷”了。

“老爷”是可以不缴纳任何赋税的，尽管他的收入是很高的，但是他既没有纳税的义务，也没有任何服徭役的义务，那真是人生美滋滋。要不然“范进”也不会一朝只是中了举人，就兴奋得失心疯。

无比风光的状元，是万里挑一的结果，“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在朝代兴盛稳定时，没有人不想当状元的，但是，在王朝的末期，那就另当别论了。话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那命运就比较坎坷啦。

01

清末最后一位状元，名为“刘春霖”，当年他高中之时，时年32岁，从高中放榜之日起，他就受到别人的非议，那么他的状元之位是作弊得来的吗？

还真不是，刘春霖考试时非常地规矩，没有任何违规的地方。

人们对他有所非议，是由于刘春霖的状元榜全赖爹妈给取了一个好名字。

清朝的科举考试，跟前朝差不多，若想金榜题名，必须一路过关斩将，历经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最后是殿试。

殿试是最后一关，由皇帝亲自主持，他将亲手拟定的考题交给主考官，在皇宫大殿里布置下考场，会试过关的考生们接过考官手中的考卷，当场在规定的时间内笔试答题。

话说1898年，刘春霖参加了殿试，巧合的是，他正好碰到“百日维新”即将失败之时，他与同学们在大殿里认真答完光绪皇帝所出的试卷后不久，皇帝就被囚禁起来。

考官们按卷子优劣排好顺序，呈送给慈禧太后最后审阅批准。

慈禧把黄绫包打开，取出第一名试卷，名字是“朱汝珍”。慈禧心里立即感觉不爽，“珍”，怎么与那个极力怂恿光绪变法的“珍妃”是同一个字！

再往下看，朱汝珍,籍贯竟然是广东，更惹毛了慈禧，用她的逻辑就是“广东人不能重用”，看看那些“闹事儿”的“罪犯，都是广东人，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一心闹革命的孙中山，搞变法维新的康有为、梁启超，哪个是省油的灯？

“广东”，慈禧看到这个地名，头就大了，恨意满满。

“任他才华盖天，广东人不能用！”独断专行，且又异常迷信的慈禧的这一句判词，直接把朱汝珍的状元拿掉了。

慈禧又取出第二名的试卷：刘春霖。

“春霖”，这个名字好哇，“春降甘霖”，多么吉祥的名字，当前直隶等地正值大旱，老天爷给我大清送来了“春霖”，真是天佑大清啊。

再看刘春霖的籍贯：河间府肃宁人，“肃宁”者，肃静安宁之意，眼下我大清业已飘摇不止，太需要祥瑞之兆来冲冲喜了。

想到这里，慈禧大笔一挥，特别钦点刘春霖为新科状元，那个原本排在第一名的朱汝珍，只好屈居第二名，当“榜眼”去吧。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发放金榜这种事儿，也差不多属于内府机密，可是王朝没落之时，官员们的口风也就变得不严实起来，慈禧这种钦点方法，传到宫外，自然引起大家的非议。

02

要说这个刘春霖，其实也并不是不学无术之人，原本他能被主考官们判为第二名，就说明此人水平也不低，“状元”与“榜眼”，也就在伯仲之间吧。

先看刘春霖的试卷，字迹工整挺拔，在今人看来，这字体简直就是印刷出来的，依《大清钦定科场条例》规定，殿试之中，书法重于策论，因为能进殿试的这些人，都是精英人物，大家的理论水平都差不多，此时的书法水平高低，就成为能够最终脱颖而出的利器。

刘春霖的字，不仅是当代人看过认为“极好”，就是在当时也是抢手货，当年人们常说一句话“大楷学颜，小楷学刘”，“颜”就是唐代书法大家颜真卿，“刘”就是刘春霖。

再说策论，刘春霖同样不差。光绪皇帝在被囚之前，所出的殿试策论题目是：“从教化、吏治、兵制、财政等诸方面论述何以应对时局”。刘春霖结合当时大清王朝面临的内忧外患，有理有据地全面展开议论，内容涵盖虽然广泛，但是他并没有长篇大论、下笔无物，而是言简意赅，直达立意，全篇文章仅2038个字。

就这样，刘春霖既意外又在情理之中地被选中为状元，按理说他应该就此飞黄腾达，前途无量了，因为纵观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历史，前后也不过出了592名文状元，这里面既有名门望族出身，也有寒门学士“跃龙门”，刘春霖同样是寒门出身，寒窗苦读，32岁时才中得头筹。

鳌里夺尊的刘春霖在兴奋之后，忽然发现：他很是悲催啊，他是状元，却毫无用武之地。中国两千年未有之大局，封建帝制行将瓦解，维系帝制运行的儒家学说，正在受到广泛的抨击，被社会逐步抛弃，而从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读“圣贤书”的刘春霖，贵为“封建状元”，自然没有了“合适的工作”。

1905年，刘春霖被朝廷派往日本留学，“师夷长技以制夷”，日本曾经将中国当作老师，不知不觉之中，这个昔日的学生却全面超了老师，并且对老师肆意欺辱。

清王朝只得面对现实，派出留学生去学习日本的东西，当然只能是学习皮毛。

两年后，刘春霖与同学们回国，依然没有什么合适的职位给他，“空有报国志，自思还有才，徘徊多少年，到头一场空”。

正在刘春霖不太得志之时，他的老师（殿试主考官之一）杨士骧（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想给他保媒，对象是裕庚（皇族，清政府驻日本大使）的小女儿裕容龄。

这个姻缘对于基本上赋闲的刘春霖来说，绝对是有好处的，裕庚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如果放在旁人，肯定会高兴地同意婚事，然而，我们的刘春霖到底是状元，与一般人就是不一样，他竟然拒绝了老师的好意。

恩师对学生婚姻之事，一片苦心，学生不胜感激。但是裕老贵胄高门，如攀成龙，恐日后贻害格格终身。

就白了，就是“门不当，户不对”，他刘春霖不想吃“软饭”，他要的是骨气，而不是什么远大前途。

过了一阵儿，刘春霖被任命为咨政议员，他以为自己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可是，事实摆在眼前，他发现清王朝的“宪政”不过是个政治把戏，他无从下手发挥自己的才能，怎么办呢？他决定从小事着手，慢慢地宣传推动宪政，进而积极参政议政。

湖南巡抚杨文鼎，在1910年时，未经咨议局投票决议，擅自发行地方国债，刘春霖认为这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军机处众大臣却建议刘春霖不要“小题大做”，刘春霖坚决守规矩，去找军机处理论。

摄政王载沣直接告诫刘春霖：不要多管闲事儿！

刘春霖却跟这位“皇父”杠上了，大胆地指责他这样做，是“于立宪精神相背驰，恐成专制！”

刘春霖的争论结果可想而知，根本没有任何效果，自己再次被撸了职位。

03

只是刘春霖的“气愤”根本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11年，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了，清王朝覆灭，刘春霖没想到自己竟然一夜之间成为了前朝的“遗民”。“气愤”转瞬之间变成了“深深地伤感”，他心灰意冷，决定到北京郊区隐居，想靠自己的一点名气，传道授业，写字卖文，以度残生。

1914年，袁世凯却跑来打扰刘春霖的清静，他派人力邀刘春霖出山，袁世凯曾经对刘春霖有知遇之恩，他又与杨士骧是好友，从这两层关系上出发，刘春霖也不好拒绝袁世凯的邀请。

刘春霖真的想做些事儿，最好是大事业，当他被袁世凯授予“大总统府内使”的时候，他还踌躇满志，可是这种兴奋劲没有持续多久，他发现不对劲儿，嘿嘿，什么“大总统府内使”，不过也是个虚职空衔，袁世凯也同样只是想把他当成花瓶摆设而已。

刘春霖的自尊心再次受到沉重打击，他再次选择隐居，痛定思痛，咬牙下定决心，“终老不与政事”。

但是时代的激荡变迁，就是不能让刘春霖这个前清状元安静生活。1931年，东北丢了，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皇帝，他即刻派人来拉拢刘春霖，厚礼不断，高官许愿，刘春霖则是礼物不收，高官不做。他认为，“君非昔日之君，臣也非昔日之臣”，他是“宁可做华丐，不做汉奸”。

时年60岁的刘春霖甚至拒绝亲朋好友给自己过寿，他认为：

国家存亡尚且未定，福祸难测，还搞什么寿典！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寇又想到了刘春霖，想让他助其维系华北统治，毕竟他这个“前清状元”的名头还是有些影响的。1940年6月，汉奸王揖唐来了，他是受日本人的指派，专门来找刘春霖的，他们俩曾经是同科进士，也算是老朋友了，王揖唐时任伪北平市市长。

年近七旬的刘春霖一改往日“以礼待人”的文人气度，对这个昔日的同窗好友破口大骂，“你这个软筋骨的东西，你非我华夏族人，你滚出我的宅院去！”

王揖唐只好屁滚尿流地跑了，可是日本人没有放过刘春霖，他们的狠毒是闻名四方的，他们气势汹汹地派兵抄了刘春霖的家，所有物件，上到名贵家具、古玩字画，下到一件普通的鞋服，一点没剩地全部抄走，同时将刘春霖一家老小全部赶出家门，流落街头。

此事引起北平各界的强烈抗议，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之下，日寇把宅子还给了刘春霖，可是空荡荡的屋子里，没有一件家具，他们竟然厚颜无耻地要求刘春霖掏钱赎回本来属于他自己的家具、字画等一应物品。

刘春霖还是那句话，"宁做华丐，不做汉奸“，他坚决不向日本人妥协，宁可忍饥挨饿，也绝不屈膝投降。

1941年1月23日，老迈的刘春霖在穷困潦倒中死去，成千上万人的北平市民闻讯前来为他送葬，人们专门制作了一张匾，上写”义士状元，中华脊梁”，在出殡的那天，北平市万人空巷，那些了解刘春霖的北平人，无不泪眼婆娑。

“义士”、“脊梁”，这个赞誉对刘春霖而言并不为过，在那个家国危亡的生死关头，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卖国求荣者，他们蝇营狗苟，为一己私利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甘为侵略者的爪牙，丧失起码的民族气节。

刘春霖生逢乱世，又机缘巧合地成为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位状元，尽管他的内心也有失落与不甘，徬徨与迷茫，但是他谨守做人的底线，和国家荣辱与共，就凭这一点，他就值得被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