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世灵童选拔过程

1. 佛教，源于古印度，传入中国后形成三大流派：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汉传佛教注重普度众生，以大乘显宗闻名全国，南传佛教则专注个人修行，主要分布于东南亚的南部地区。

藏传佛教最具神秘色彩，孕育出独特的转世灵童制度。 2. 佛教源自印度，传入中国后分为三大流派：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

汉传佛教强调普度众生，大乘显宗普及全国，南传佛教则重视个人修行，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部。藏传佛教最神秘，独具特色的转世灵童制度令世人瞩目。

3. 佛教在中国形成了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三大流派。汉传佛教着重于度人度世，大乘显宗盛行各地，南传佛教则致力于个人修行，主要分布在靠近佛教发源地的东南亚地区。

其中，藏传佛教最为神秘，其独特的转世灵童制度鲜为人知。

藏传佛教中的转世灵童制度并非自始至终都存在。直到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西藏后，经历了五百年的时间，转世灵童才随着密宗五大派之一的噶举派的崛起而诞生。

作为噶举派的代表人物，出生于1204年的高僧噶玛拔希因拒绝忽必烈的召见而声名大噪，虽然他后来因政治原因失势，但是在他的有生之年，几乎成功地使噶举派成为了西藏最有权势的教派。

在噶玛拔希生命走到尽头时，他告诉自己的弟子邬坚巴，他将在拉维转世。五年后，邬坚巴在后藏贡塘找到了师傅遗言中所指的转世灵童，给他取名为攘迥多吉，并将他推举为黑帽系的继承人。

因此，西藏的第一位转世灵童就此诞生。

15世纪，格鲁派推动了转世灵童的普及，同时创立了达赖体系。为了防止内部的分裂，格鲁派借鉴了噶举派的转世灵童制度，派遣根敦朱巴的亲属和寺中的高僧去后藏达纳寻找转世灵童。

这位灵童根敦嘉措后来成为了二世达赖，根敦朱巴则被追认为一世达赖，开启了达赖喇嘛的转世传统。

格鲁派不再像过去那样以家族或师徒方式传承，而是在旗下所有寺庙推行转世灵童制度，形成了广为人知的活佛转世制度。

这套制度包含四种寻找灵童的方法：高僧遗言、高僧圆寂时的动作、占卜和观湖。占卜由教派中威望最高的高僧进行，通过卜算测出灵童所在。

有些高僧则喜欢去拉莫拉错湖祈祷，他们能在湖中看到灵童景象，进而推测出灵童所在。降神法则涉及到请佛教中的护法神附身，给予灵童线索，但因为太过玄乎，常常需要与其他方法一同印证。

通过这四种方法，寺庙可以确定灵童所在，但确定当地谁是灵童也有许多考虑。确定方位后，寺庙会秘密派高僧前往民间寻访灵童，考察团会密切关注高僧圆寂同一天出生的婴儿，询问当地人、去往婴儿家做客等方式进行考察。

当几个候选人确定后，考察团会通过用能否辨认活佛生前遗物等方式来确定谁是灵童。这套完善的转世制度使得转世灵童在藏地广泛流传。

随着藏传佛教影响力的扩大，转世制度的重要性引起了统治者的注意。从顺治到乾隆，统治者都在努力将这一制度纳入法律体系。

然而，在转世过程中，一些人为因素导致了地方势力的干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乾隆在1792年正式确立了金瓶掣签制度，通过《钦定二十九条章程》对藏蒙地区的佛教传承进行了革新。

他废除了过去的习俗，将选择灵童的权力收归中央，并设置了两个金瓶供两地使用。这就是金瓶掣签制度，它对灵童转世制度进行了修正，确保了宗教传承的纯粹性和地区的稳定。

藏地金瓶和蒙地金瓶分别位于拉萨大昭寺和雍和宫，是蒙藏地区大活佛选取灵童的重要工具。确定灵童候选人、金瓶掣签和确认三个步骤是必不可少的。

在早期，清朝统治者几乎不参与寻找灵童的过程，只是让任命的摄政活佛带领考察团去寻找。然而，一旦灵童人选确定，金瓶就成为所有活佛必须面对的物件。

乾隆规定，考察团确立人选后需要知会当地官员，召开僧俗官员会议一同确定2到4名灵童候选人。当会议结束，此番会谈信息将飞传京城，如果皇帝同意，那么候选人及其家属将被接来考察其是否真有灵异处。

经过官方和宗教双方的首肯后，候选人才有启用金瓶的资格。在请出金瓶之前，各大高僧需要面对当朝皇帝的僧装画像和皇帝万岁牌位祈祷念经七到九天。

在掣签时，地方大臣和各大高僧会云集聚会，在众人见证下在名签上写上候选人姓名和信息，然后由地方大臣用黄纸包裹投入金瓶。

随后，在无数高僧诵念之下，地方大臣便会摇动金瓶晃出一签，签上所书便是新一代的转世灵童。掣签时的审核十分严谨，不但要先由大臣大声颂念名字，还要将此签传给在场者观看，而且瓶中其他名签也需取出供所有人遍阅，防止有人玩一人多签的伎俩。

当灵童选出后，掣签结果和当时的情形将快报上奏，如果皇帝认同结果，那么灵童的事才能确定。

当当代活佛在圣旨到来之际当众宣布，然后在皇帝指派的官员主持下，灵童会进行坐床典礼，这意味着灵童选取的过程已经完成。

皇权的介入在这个过程中无处不在，即使灵童候选人只有一个人，乾隆也规定必须在金瓶内投入空签，如果抽到空签就需要重新开始。

这种遍布的审查防范机制在后来很大程度上阻止了过去地方权贵试图通过影响宗教选举来强化家族势力的企图，大大增强了清朝对当地的控制。

然而有趣的是，金瓶掣签在首次使用时并没有按照规定进行。第一位使用金瓶掣签确定的转世灵童并非在乾隆年间，而是在12年后的嘉庆九年（1804年）。

当时八世达赖喇嘛去世，根据乾隆之前的规定，寻访灵童需要三年的时间，然后西藏摄政济咙呼图克图向驻藏大臣玉宁、文弼汇报灵童候选人的情况。

在德格甸麻的春科土司之子，凭借着超乎寻常的灵异能力，成为了唯一候选人。尽管理论上，哪怕只有一个候选人，也应该进行金瓶掣签的仪式，但是在济咙呼图克图等人的恳求下，考虑到多方利益，嘉庆皇帝还是选择了妥协。

结果就是在没有进行金瓶掣签的情况下，九世达赖喇嘛在嘉庆十三年在布达拉宫坐床，第一次金瓶掣签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从乾隆与嘉庆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金瓶掣签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仪式，更多地被用作政治手段，以便统治者可以根据不同的时局需要来决定其执行的程度。

早在清朝初期，便已有了使用藏传佛教来治理地方的做法。崇德三年（1638年），蒙古各部落贵族经常以佛教为由，发动战争和构怨，给清朝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因此，清太宗皇太极便提出了借用藏传佛教来治理当地的想法。藏传佛教强调因果，主张善恶有报，得到了藏蒙地区百姓的认可。

其宣传的教义让人们为了来生的幸福而愿意忍受当世的痛苦，这对于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深得统治者的喜爱。

在60年后，章嘉二世成为了帮助清廷稳定蒙古的关键人物。藏传佛教中有四位地位等同的活佛，他们是达赖、班禅、章嘉和哲布。

达赖和班禅来自于格鲁派，而章嘉和哲布则是清政府为了稳固地方而在蒙古设立的宗教领袖。章嘉一系是在康熙三征噶尔丹期间崭露头角，为自己赢得了地位。

据《蒙藏佛教史》记载，章嘉活佛体系中有十九世，其中前12世大多是传说中的人物，存在很多水分，因此学界一般将第十三世章嘉认定为一世章嘉。

在明崇祯十四年，一世章嘉扎巴鄂色圆寂，郭隆寺开始了寻找转世灵童的旅程。在五世班禅的指引下，二世章嘉在五岁时被确认为转世灵童，他的父亲是张益华，母亲是塔姆措，他的出身地就在煌水边，极有可能是一位汉藏混血的灵童。

在10岁时，五世达赖路过青海时为他赐下了法名阿旺曲旦。阿旺曲旦在28岁时熟读各类佛学经典，并前往拉萨讲经，他凭借着对佛学的精湛理解和深厚的造诣备受推崇，无数喇嘛都想拜他为师，他因此成为当地最具盛名的高僧之一。

雍正帝曾对他说：“章嘉胡图克图道行高超，证最上果，博通经品，克臻其奥，有大名于西域，诸部蒙古咸所尊仰。”

二世章嘉凭借这样的盛名成为了蒙地的宗教领袖。

康熙二十三年（1684），蒙地矛盾日益尖锐，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部的关系愈发紧张。为保障当地稳定，康熙决定派遣五世达赖派的得力高僧锡埒图前去调解。

恰巧锡埒图在前往蒙地的途中遇到了刚刚从青海返回的二世章嘉。在锡埒图的盛情邀请下，二世章嘉决定陪同他一同前往蒙地参加库伦伯勒齐尔会盟。

这一事件使二世章嘉首次登上政治舞台，开始协助清王朝处理蒙古的纷争。经过多方努力，库伦会盟最终达成短暂的和解，而二世章嘉在其中的表现更是令人瞩目。

1687年，康熙皇帝接见锡埒图，同时二世章嘉也随同前往。这次见面以及后续的涅守沙布敦喇嘛辩经，使得二世章嘉深得康熙的欢心，皇帝赐予他大量哈达、缎匹等珍贵物。

1693年，康熙命令二世章嘉带众弟子前往北京。当一行15人到达京城后，康熙命令他们在法源寺驻锡，并给予了二世章嘉莫大的荣誉，让他担任札萨克达喇嘛。

《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清代驻京喇嘛中札萨克大喇嘛是京师喇嘛中最高的职称。康熙的这一任命为后续章嘉担任蒙古宗教领袖做了铺垫。

康熙此举自有原因。自从康熙三十年多伦诺尔会盟后，蒙地统治得到了巩固，但是噶尔丹内乱和其他蒙古贵族都是清政府的心腹之患。

在“以其教易其俗，使人易知易从”的原则下，清廷采取了双重策略。一方面，派遣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为大喇嘛，前往蒙古地区推广黄教；另一方面，由二世章嘉掌管京师地区的喇嘛教事务，借助二世章嘉的崇高地位来强化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从而巩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康熙三十六年，康熙皇帝派遣二世章嘉出使西藏，为六世达赖举行坐床仪式。此举深思熟虑，是康熙皇帝为稳定藏蒙地区采取的重要策略。

当时，噶尔丹之乱刚刚平息，地方人心不稳定，许多蒙古部族迁徙到二世章嘉曾经常住的青海。他们既渴望休养生息，又对清廷的态度有所疑虑，因此顾虑重重。

二世章嘉名义上前往西藏，但在途中经过甘肃、宁夏，并专门去青海会见各部落首领，解释清廷的态度，劝说他们归附，为稳定地方局势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大功告成后，二世章嘉得到了康熙的极度赞扬，并被派往多伦诺尔创立和主持喇嘛寺院。由于康熙的赞许，多伦诺尔逐渐成为了漠南蒙古、喀尔喀蒙古地区喇嘛教的中心，二世章嘉也成为了蒙地的宗教领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他亲自来到了多伦诺尔，高度赞扬了二世章嘉在佛教传播方面的成就，并决定让他长期留在多伦诺尔。

在康熙帝回京后不久，他便给予了二世章嘉胡图克图极高的赏赐，正式封他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并随行赐予一枚重达八十八两八钱八分的金印，以及诰命九龙黄褥和貂皮褥。

二世章嘉的崛起之路反映出清廷的政治需求与其对转世灵童制度和赏赐高僧的行为。无论如何，只要能让百姓过上安稳的生活，无论是信佛还是不信佛，僧人都能问心无愧。

探究活佛转世制度的起源及其历史演变，深入了解清代金瓶掣签立法的详细内容，探讨班禅转世灵童的产生过程，一同挖掘这个神秘而又引人入胜的宗教制度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