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邓小平的关系，用“亦师亦友”来形容再恰当不过。
他们虽然都是从大革命时期走来，但毛主席比邓小平年长整整11岁。
在毛主席能独当一面时，邓小平还是个学生。
1927年，毛主席和邓小平初识于八七会议。
毛主席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刚刚留学归来的邓小平只是负责一些记录和宣传工作。
毛主席能在大会上侃侃而谈，邓小平则虚心地聆听，学习这位革命前辈的先进经验。
4年后他们相聚于中央苏区，彼时的毛主席因为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而遭到排挤。
邓小平是个明辨是非之人，所以他坚定不移地站在了毛主席这边。
又是一个4年，遵义会议召开，作为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又一次选择了毛主席。
革命友谊迅速升温，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
每当邓小平遇到困难，都会向毛主席求教，而毛主席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毛主席对邓小平的评价很高：“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邓小平也把毛主席当成了可敬可爱的尊长，以及心中的偶像。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某次大会上，毛主席入场时，在座的所有人都起立鼓掌欢迎，唯有邓小平坐在原地，一动不动。
逆流中独善其身
毛主席对邓小平一直保持着欣赏的态度，抗战爆发后，他委派邓小平与刘伯承前往太行山开辟抗日根据地，又让邓小平参与指挥了百团大战。
邓小平的大局观让毛主席倍感欣慰，随后又调他到北方局当书记，全面负责华北方面的敌后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发表了《时局问题及其他》的讲话。
他不吝对邓小平的赞美，多次引用邓小平的报告，表达自己对邓小平的肯定。
毛主席说：“邓小平同志讲：事情怎么样办？照辩证法办事。我赞成他的话。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这样的时候，只讲光明，讲不得黑暗，这不是辩证法，没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
早年间的邓小平是宣传工作的一把好手，是毛主席激发了他的军事才能。
正是有了毛主席的信任，邓小平才能一路做到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
毛主席对邓小平很是信任，直言：“把指挥权交给你我放心。”
新中国成立后，刘邓大军主政西南，那里山头林立，各方势力盘根错节，邓小平却能将其打理得井然有序。
梁漱溟曾参加西南土改团在四川待了几个月，回京述职时，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
席间，梁漱溟向毛主席详细地讲述了邓小平在西南的功绩。
梁漱溟口中的邓小平，年轻能干，只用了两年时间就让四川这样复杂的地方有了安定的局面。
毛主席听后笑逐颜开，直夸梁漱溟慧眼识英雄。
西藏和平解放后，毛主席调邓小平进入中央工作。
他先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又兼任财政部部长，后又成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还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军委会委员。
身兼党政军数职的邓小平，处理各种问题游刃有余，也让毛主席对他愈发欣赏。
1956年，毛主席作了个重大决定：让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听到这个消息，邓小平诚惶诚恐，他深知此事非同小可，建议毛主席斟酌后再作决定。
毛主席给邓小平打了强心针，让他尽管走马上任。
在当年举行的第七届七中全会上，毛主席力荐邓小平当总书记。
他给出的理由是：
“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他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
在毛主席的极力推荐下，邓小平当上了总书记，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
其实，毛主席这样做，是有意让邓小平当自己的接班人。
次年毛主席会见赫鲁晓夫时，毛主席就流露出退隐之意，他表示自己即将卸任国家主席。
赫鲁晓夫听完十分诧异，问毛主席是否有了合适的接班人。
毛主席坚定地说：“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
毛主席说出了两个名字，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就是邓小平。
在毛主席看来，刘少奇参与过五四运动，又有苏联留学经验，能力、经验、声望一应俱全。
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强，弱点则是不够变通。
邓小平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客观来看，毛主席心中的邓小平，是比刘少奇更有优势的。
国外媒体大肆报道这番对话，并称邓小平就是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
毛主席对邓小平如此欣赏，不仅是因为邓出色的能力，还因为邓的脾气很和毛主席的胃口。
1962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党政军高层还有群众代表悉数到场。
但毛主席因为身体抱恙，迟到了一会儿。
当毛主席阔步走进会场时，所有人都不自觉地起立，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只有邓小平，安坐在椅子上，仿佛无事发生一样。
不少人都觉得邓小平没有礼貌，对领袖不够尊重。
对于邓小平的举动和旁人的非议，毛主席看在眼里，但他并不觉得邓小平是对自己有意见。
毛主席曾在公开场合说过：“我进入会场时，唯有他没起立，稳坐如泰山。”
这句话要结合当时的背景来看，彼时经历了庐山会议和七千人大会。
大多数人都是跟风随大流，一股脑地掀起个人崇拜。
邓小平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个人崇拜作对抗。
邓小平是个极有决断、极有主见、不怕冒风险、敢担责任的人，正因如此，他才能得到毛主席的青睐。
1961年，毛主席派邓小平做关于大庆之风的研究调查。
他深入顺义农村，就“平调风”、“共产风”给农村经济带来混乱与凋零，公共食堂弊端百出、难以为继的情况，他果断地说：
“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以前不管是中央哪个文件上说的，也不管是哪个领导说的，都以我现在说的为准。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食堂的去留。”
如果邓小平只会趋炎附势，没有自己的个性和性格，想必毛主席不会多次当着国内外领导人的面夸赞邓小平。
毛主席的好学生
邓小平对毛主席的崇敬是毋庸置疑的，也是非常纯粹的。
他在毛主席身上学会了实事求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绝不会颠倒黑白，更不会一昧的阿谀奉承。
1959年，容国团拿下乒乓球世界冠军，不少人将此归功于是毛主席思想的成果。
邓小平逆流而上，称：“打乒乓球打赢了说是毛主席思想胜利了，打输了呢?能说是毛主席思想失败了吗?不能这样简单化、庸俗化。”
两年后，有人提出要“带着问题学《毛选》”，邓小平对此坚决抵制。
他认为，如何学习《毛选》，应该经过系统的讨论。
邓小平直言不讳地说：“搞疲劳战术，社会强迫，不行。在青年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一些基本的东西，是要提倡学的，但一年四季这么搞也不行。”
邓小平的这份异于常人的气魄，使得中央高层无不为之动容。
正是因为邓小平敬重毛主席，所以他才不会允许有人为了个人利益，曲解毛主席思想。
毛主席对邓小平非常理解，因此每当他身陷囹圄时，毛主席都力排众议，把他从泥潭中拉出。
1973年，邓小平从江西调回了北京，担任中央委员和军委副主席，又一次跻身高级领导圈层。
邓小平回来了，可他果断坚决的行事作风仍然没有改变。
1978年毛主席逝世两年后，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期召开。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如何正确、客观地评价毛主席。
面对这种复杂而严峻的形势，邓小平秉承实事求是的风格，沉着应对。
他表示，必须要破除“两个凡是”，这样才能打开万马齐喑的思想僵硬局面。
同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
要科学、公正地看待历史人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980年，邓小平接受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
她曾采访过基辛格、巴列维还有卡扎菲和勃兰特，一直遗憾于不能和东方大国的领导人面对面交流。
法拉奇以提问犀利，善于挖坑而闻名，基辛格就曾说：“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我这一生做过最愚蠢的事情。”
邓小平的助手担心法拉奇会问些尴尬的问题，提前准备了发言稿。
邓小平却说：“对付这样伶牙俐齿的记者，说空话摆官架子是没用的，倒不如直截了当一些。”
法拉奇的第一个问题，就让人目瞪口呆。
她说：“街头巷尾不再有偌大的标语，人们也不再只穿水泥灰色的衣服，领口也不再佩戴毛主席的徽章。如今毛主席的印记越来越少，少到只剩下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一张，请问他是否会永远保留？”
显然，法拉奇是做足了功课的。
在她来中国以前，中央刚刚下达了关于“毛主席深受全国人民爱戴。但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不宜做太多个人宣传，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的指令。
法拉奇这样问，无疑是要给邓小平难堪。
邓小平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天安门城楼上的主席像，将永远保留。”
他明确表示，中国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接着，邓小平向法拉奇描绘了自己心目中的毛主席：
“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毛主席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
邓小平成为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后，国内外一直有风声传出，认为邓小平三起三落，皆拜毛主席所赐，邓很可能会将私人恩怨掺杂其中。
但邓小平不论是说还是做，丝毫没有表现出毛主席的不敬。
在邓小平心中，毛主席永远是自己的老师，中国永远不可能走“非毛化”道路。
